1976年9月，中南海，毛泽东逝世后的治丧工作正在紧张展开。华国锋面对的，不只是如何安排追悼活动，更是中央权力如何保持正常运转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四人帮接连越过制度边界，种种异常举动，使华国锋逐渐意识到，问题已经不是意见分歧那么简单。 此前，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，享年78岁。周恩来长期主持国务院工作，国家政务的连续性不能中断。毛泽东病重期间，决定由华国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。华国锋当时并非突然走上中央舞台，早在1971年起，他就在国务院业务组参与处理经济和农业事务，对中央机关的运行已有相当了解。 华国锋接任国务院代总理后，四人帮并不满意。张春桥等人认为，华国锋会妨碍他们扩大影响，双方的矛盾由此埋下。张春桥甚至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华国锋的不满，这种态度并非普通的工作争执，而是涉及中央领导格局的较量。 9月9日，毛泽东逝世，享年83岁。治丧期间，毛泽东遗体如何处理，成为必须迅速决定的重要事项。有人主张依照毛泽东生前有关火化的意见办理，也有人提出参照苏联做法，长期保存遗体供群众瞻仰。 江青没有参加相关讨论，却在结果确定后提出反对。华国锋没有让个人身份凌驾于集体决定之上，而是把问题交由治丧委员会讨论表决。表决结果确定后，他明确告知江青，这是组织集体作出的决定。这个处理看似平静，实际是在守住制度程序。 有意思的是，四人帮很快又试图制造一个“第二中央”。9月12日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向华国锋转交一份通知，要求地方重大事项先向某一方面请示，再作处理。华国锋发现，自己并没有发布过这样的指示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国务院代总理正在主持全国政务，却有人试图在中央之外另立权威。华国锋没有立即公开冲突，而是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汪东兴留意相关动向。这个决定很关键，因为当时公开争执，可能造成更大的政治混乱，掌握事实则是另一回事。 毛泽东追悼会后，组织开始整理他生前批阅和签署的文件。江青曾前往毛泽东办公室，要求查看保险柜内的材料。汪东兴得知后，接管了相关钥匙，并拒绝了这一要求。江青未能接触文件，说明毛泽东身后文件的管理已经成为一场不容忽视的权力较量。 9月19日，四人帮又提出召开所谓“紧急会议”。华国锋询问会议内容，得到的回答却相当生硬：“不该问的不要问。”一句话的分量，远超字面意思。身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中共中央副主席，华国锋竟被排除在重要活动之外，四人帮的做法已公开表现出对组织程序的轻视。 真正让华国锋提高警惕的，是报纸上的文字变化。10月2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刊登《永远按照毛主席既定方针办》的文章。毛泽东生前对华国锋说过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，也说过“照过去方针办”。“过去方针”被替换成“既定方针”，看似只差两个字，含义却可能被任意扩大。 华国锋对此提出疑问：“如果什么都说成既定方针，谁来解释，谁来负责？”这并不是文字游戏。倘若四人帮把自己的每项主张都包装成毛泽东的既定方针，中央集体领导就会被架空。报纸上的一篇文章，因而成了政治信号。 四人帮在毛泽东著作出版问题上的反复，也让华国锋难以正常开展工作。关于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他们一时说出版会引发复杂问题，一时又声称必须尽快出版。华国锋负责相关工作，却始终受到牵制。政策可以讨论，但不能靠反复变调来控制局面。 此时，叶剑英、汪东兴等人已认识到，继续拖延可能使局势更加危险。华国锋曾向李先念、陈云等人征求意见。陈云提出，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措施。经过权衡，华国锋接受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方案。 行动安排得十分谨慎。10月6日晚，华国锋以商议毛主席纪念堂选址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出版等事项为由，通知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到中南海怀仁堂。三人先后到达后，被警卫部队控制。江青没有按时出现，汪东兴随即部署人员前往她的住处。当天晚上，四人帮主要成员全部被控制。 10月21日，中央通过报纸和广播向全国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。此前持续多年的混乱局面由此被截断。华国锋没有靠公开争吵解决问题，而是从文件、会议和权力程序中的细节判断形势，最终作出了决定。这些细节，也正是四人帮一步步暴露自身意图的地方。 特别